危机过后，女性工作经历未长，年龄反而增加，因此，当其重新回到就业市场时，无疑更加处于劣势。

　　“如果你去摆摊，能卖些啥？”

　　一夜之间，“地摊经济”成了热词，网友们热热闹闹玩起了“全民摆摊”的梗，小商小贩们也抓住时机参与到这份经济建设中。

　　济南400户摊主车队开进夜市

　　然而这股新热潮背后，是我国在疫情后所面临的严峻就业形势的事实。

　　事实上，疫情爆发以来，在世界范围内，职场人、尤其是女性劳动者的工作状态都受到了冲击。

　　根据韩国2月份就业统计数据，在今年1月份申请临时休假的职场总人数中，女性职员占比为62.8%，远超男性；不仅如此，韩国20-30岁的女性工作者，其就业率的降幅亦最大，而同一年龄段，男性就业率反而略有回升。

　　不仅是韩国，澳洲、加拿大等地，女性就业率骤减的现象也正在同步发生。仿佛世界范围内，“女性衰退”伴随着经济衰退一并到来。

　　实际上，在过往历史上，1997年和2009年两次经济危机时，女性就业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呈现相似的结果。

　　为什么在经济衰退时，一再被牺牲的总是女性？

　　风中有朵“失业”的云

　　韩国女性申请临时休假的意图，并不难理解。

　　和国内一样，由于疫情的存在，韩国政府延长学校停课时间，众多教育、托儿机构大门紧密，家庭成为大小孩子们撒欢的场所。一般男女双职工的核心家庭，急需调拨人手“暂时”返回家庭照顾孩童。

　　不过，由于疫情对线下业态冲击之巨，大部分企业均采取节省人力的方式，其主要表现就是裁员、减薪。这导致的结果即是，上述的“暂时”回归家庭，变成了长时段的“失业”，部分企业也乐于顺势而为。

　　韩国2月份就业统计数据显示，韩国20-30岁女性工作者就业率下降了1.7%，而同年龄层次男性就业率反而上升了0.2%。虽然20-30岁并不能代表所有女性群体，但从这一数据我们足以窥见，韩国女性头上已然笼罩着失业阴云。

　　图/视觉中国

　　同样是东亚文化圈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略有上升，1-4月份，全国城镇新增就业354万人，与上年同期相比少增105万人；4月份，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.0%，比3月份上升0.1个百分点。

　　不过这一数据，并未区分男女失业率具体占比。但与韩国相似的是，国内部分地区曾做过如下倡导，即允许双职工家庭其中一人可适当请假在家陪孩子。

　　虽然大部分地区并未对具体性别作出界定，但最终实施的结果是，女性似乎毫无意外成为那个被远离工作的人。

　　今年2月，山东济南就曾“直白”地发出倡议，家中有低学龄且无人照看子女的双职工家庭，延迟开学期间可以女方为主向企业提出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的申请，切实解决双职工家长的实际困难。

　　不只是东亚文化圈，据澳洲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，3月中旬至4月中旬，澳洲女性的就业人数下降了8.1%，而男性下降了6.2%。

　　在北美，情况同样不容乐观。5月中旬，加拿大媒体Global News报道称，相较于男性就业人数下降了14.5%，女性同一数据比例高达17%。同时，15-24岁之间的女性受冲击最大，其就业率下降了38%。

　　美国人民排队领取失业补助

　　在经济衰退时，女性职场人往往遭受更大的负面影响，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。

　　现象背后，是女性一直以来面临的职场之困。

　　父权制的圈套？

　　上述女性“失业”群体，实际上大致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单身失业女性，另一类则是为家庭所挂碍、最终失业的女性。

　　在这场面对疫情的持久战中，后者在员工-母亲角色之间所呈现出的张力，更值得关注。

　　在前现代社会，男女分工相对明晰，从“男主外女主内”、“男耕女织”这些习语中，我们至今能够看出其大致分工情况。

　　随着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发生，社会分工逐渐成熟，女性也开始走出家庭，其在职场上的表现丝毫不逊于男性。

　　但在主流舆论气候中，女性传统形象的话语依旧占据主流市场。

　　昔日那个在家庭中默默奉献的“伟大的母亲”，如今拥有了更广泛的意涵——从“上得厅堂、下得厨房”，到“上得了班、带得了娃”。换言之，女性从单一家庭主妇的角色，向家庭主妇/母亲-职场人多元角色转变。

　　即便如此，在职场上，女性依旧遭受各种偏见。女性在招聘、升职等环节，相较于男性所处的劣势地位，显而易见。毕竟，在企业看来，一个没有“月假”、没有“产假”的男性，似乎是一个更佳的劳动力选择。

　　这些还不够，正如正文所提及的大背景。当危机/经济衰退来临、家庭亟须人手时，女性似乎又成了那个被牺牲的角色。而此种牺牲，甚至被美化为对于“伟大的母亲”的诠释。

　　危机过后，女性工作经历未长，年龄反而增加，因此，当其重新回到就业市场时，无疑更加处于劣势。这就意味着，从薪水这一单一维度看，妻子收入将始终低于丈夫，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也将一望而知。

　　在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》一书中，日本知名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将女性从家庭到职场-中断职业回归家庭-再返回职场的周期，称为“中断-再就业”型生命周期。

　　她认为，“中断-再就业”型女性的生活，看上去对女性有利，但事实上是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有利。

　　这是因为，对资本主义而言：

　　第一，可以把结婚前的女性作为快销劳动力，并过河拆桥；第二，可以以低廉的薪酬，雇用作为未成熟劳动力的中断-再就业型家庭主妇劳动力。

　　对父权制而言，这样可以确保丈夫在育儿期间拥有免费专职育儿妻子，在进入后育儿期之后，丈夫也可以不负担任何家务劳动，还可坐享女性带来的额外收入成果。

　　而那些陷入“中断-再就业”型生命周期的女性，虽然在表面上获得了“事业家庭双丰收”，但实际上家庭（对于育儿等家务的无偿劳动）和事业（经一再打断而发展平平的职业生涯），在本质上成为其双重负担。

　　图/《坡道上的家》

　　当然，疫情之下诸多女性回归家庭亦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。在经济平稳运行时，诸多家庭在实践层面将育儿的部分工作交给“市场”，如请家政上门等。而当整个就业盘子面临挑战，部分家庭收入缩水、无力再购买市场服务时，暂时回归家庭似乎是一项划算的买卖。

　　不过，为何回归家庭的多是女性？

　　从纯薪水角度考量，那些暂归家庭的“母亲”，在多大比例上实际上薪水反而高于仍在职场的父亲？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传统意义上对于“伟大母亲”的想象？

　　女性争取权利，是一场漫长的革命。即便是以民主著称的、至今被视为黄金时代的古希腊时期，唯有男性拥有投票权，而女人连同奴隶一起，被排除在外。

　　回到就业议题，我们常说，就业是最大的民生。

　　无奈的是，对于广大女性而言，在就业路上，不仅要面对那么多难以规避的机制性“陷阱”、与根深蒂固的歧见，还要时刻警惕种种社会结构性力量的蛊惑。

　　而在危机之下，全球范围内女性同胞普遍存在的失业现象，更让人警醒，虽然世界范围内女性解放运动层出不穷，但现实依然骨感，仍需不断努力以逼近理想之丰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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