贝特尔海姆在《童话的魅力》中说：“童话的重要意义在于，它们能够以儿童容易接受的方式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邪恶，并且融会贯通，使儿童不受创伤。”

但请务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，基督式的“天使儿童”已经基本从媒体上消失了。走上荧幕的，是撒旦式的“恶魔儿童”。

无论是华语影视《隐秘的角落》的朱朝阳、《唐人街探案1》的思诺，还是好莱坞电影《安全邻域》《辣手保姆》里“杀人如麻”的儿童，他们都被“成人化”了。

这些影视作品，塑造了共同的儿童形象：那就是在走向恶的深渊时，他们绝不比成年人速度慢，甚至还有天真无邪的外表和《未成人年保护法》作为庇护。那份让人毛骨悚然的狡黠和乖戾，正是戏剧张力的来源。

更加耐人寻味的图景是，大人们看着“恶童”，一面细思极恐，一面津津有味。天真无邪与阴暗妒恶，这种反差让恶童们看起来“迷人又危险”。大人们都曾经是“儿童”，可当他们长大之后，却遗忘了很多儿童的“思想角落”。

《隐秘的角落》的原著《坏小孩》里，朱朝阳对两个小伙伴说：“在成年人眼里，小孩子永远是简单的，即便小孩会撒谎，那谎言也是能马上戳穿的。他们根本想象不到小孩子的诡计多端，哪怕他们自己也曾经当过小孩。”

它用12集回答了知乎上的问题：小孩子的恶能有多恶？以及一个附加彩蛋：不会我家小孩也是同款吧？没准不少人看完剧再看自家小孩，表情都不自然了。

其实大可不必。不妨先确定一下：他有没有常年考年级第一，有没有破碎的家庭背景，有没有写假日记？

两个笛卡尔

《隐秘的角落》讲述了张东升（秦昊饰）精心策划的谋杀，被远处玩耍的小孩朱朝阳、严良、普普用相机意外纪录下来，三人用录像威胁张东升，逐渐卷入矛盾旋涡的故事。由于盒饭征兆太明显，现在硬糖君听到“爬山”和《小白船》就相当PTSD。

死亡就像多米诺骨牌，从你推下第一块，便无法逆转随之而来的崩塌。本该轻松愉快的暑假，被儿童的恶意层层包裹，成为一场飞蛾扑火的计谋盛宴。

朱朝阳，是残忍角斗后的存活者，也是被现实无情吞噬的牺牲者。作为单亲家庭的孩子，即使被同学在水杯里放橡皮筋、被刻意排挤，也只是委曲求全。他的品学兼优，只是为了获得重组家庭后父亲的一丝垂怜。

同父异母的妹妹朱晶晶是小公主，锦衣玉食还不懂事。而朱朝阳的衣服领口都洗白了，才让父亲感到不好意思带他逛商场。在妹妹坠楼后，他被警察调查、被朱晶晶的母亲威胁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父亲也会假仁假义的用录音笔套他的话。

他故意说：“要是我和晶晶交换一下就好了，死的是我的话，爸爸现在就不会这么伤心了。”什么样的绝望和心碎，才让一个孩子说出替妹妹去死的话？父亲从小带他吃的甜品依旧美味，只不过碗上多了一只苍蝇，徒增恶心。

原著中，朱朝阳好学生的标签，成为他最好的伪装。他借此成功摆脱大人的猜疑，将罪名嫁祸给已死之人。父亲、朱晶晶的母亲、张东升，甚至是两个小伙伴，无一不在他的谋算之内。

日记本相当悚然，朱朝阳写的细节与现实严丝合缝，但每到涉及真相的关键之处，就与现实截然相反。他把自己塑造成被胁迫的弱者，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配合。

由于涉案题材的审查限制，《隐秘的角落》几乎是《坏小孩》带着镣铐跳舞的最优解。它隐藏了朱晶晶的坠楼细节，在片头动画和剧中《还珠格格》的台词里，暗示了诸多“故事的另一面”。

从朱朝阳给妈妈讲笛卡尔的故事开始，一直就存在两个版本的暗示。童话版的，笛卡尔和公主相爱却无法相守。暗黑版的，公主并不理睬笛卡尔，笛卡尔死于背叛。张东升上课也讲了两个版本，并且在被击毙前对朱朝阳说：“你可以相信童话。”

朝阳晦暗，旭日东升。朱朝阳和张东升其实是一类人，这从原著名字设定便可窥见。他们都有着不堪回首的过往，并希望有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。

张东升每次杀人前，会问我还有机会吗？朱朝阳则在日记里写：“好想做一个全新的人啊。”

当心别进小鬼家

在《小鬼当家》里，麦考利·卡尔金击退了闯入家中的蠢贼。而在同样由他主演的《危险小天使》里，他射杀小狗、制造公路惨案、“误杀”寄居家庭的妹妹。

同样是当家，小鬼可能有完全不同的两副面孔。《危险小天使》的亨利，对表哥和表妹有着超出常情的嫉妒心。为了争夺母爱，他变成了可怕的杀人魔鬼。

儿童在好莱坞变成魔头boss，固然是出于悬疑恐怖类型的市场需要，但也离不开“儿童威胁论”的社会背景。60年代中期，美国社会出现了系统性的动荡：种族运动声势浩大，性解放惊世骇俗，嬉皮士我行我素，儿童犯罪率直线上升。

1950-1979年间，美国儿童犯重罪率增加了11%。随着《坏种》《万圣节》《魔童村》等影片上映，“问题儿童”被塑造成一种社会性恐怖。1956年的初版《坏种》，“芭比娃娃”罗达用计谋除掉所有挡路者，表现出极端冷漠和自私。只因男孩书法比赛击败了她，就被罗达溺死水中。

1960年的《魔童村》更加诡异，美国小镇所有妇女在同一时间昏迷，醒来后集体怀孕。生下来的孩子都是一头白发，具有超自然的杀伤力。最后真相被揭露，魔童是缺乏人性的“外星移民”，是不容于世的“异种”。

1978年的《月光光心慌慌》，用菜刀杀死姐姐的男孩仅有6岁。最极端的当属1968年的《罗斯玛丽的婴儿》，凭不曾露面的“魔鬼圣婴”就把观众吓个够呛。

随着儿童威胁论的远去，新世纪好莱坞的恶童由反映社会问题退化到了“儿童性体验”。2005年的《水果硬糖》，女孩为了给朋友复仇，以身体为诱饵将恋童癖摄影师引入圈套，并进行了具有仪式感的阉割。

2016年的《安全邻域》里，12岁男孩爱上了来家里babysitter的保姆。为了向对方证明男人的无用，男孩叫来了保姆的前任和现任，并当着她的面将二人折磨至死。

与其说它是血腥版《小鬼当家》，倒不如说是极端的少年情事。在保姆面前毫无吸引力的男孩，只能通过屠杀成年男子泄愤。与之相对的，是2017年的《辣手保姆》，同样是暗恋自家保姆，男孩科尔做出了另一种选择。

身材惹火的保姆Bee，不仅性格开朗还帮助科尔对抗校园霸凌。可当科尔发现Bee搞恶魔献祭并且杀人如麻时，他的好感瞬间瓦解。于是他和邻家女孩一起对抗保姆，恋爱对象由熟女退化成了同龄女孩。

“儿童不懂性”的刻板印象，在三部影片中被打破了。取而代之的是十分公开的表达，可以是极端变态的占有，也可以是朦胧疏离的好感，更可以是以牙还牙的逻辑。

类型化的恶童

《隐秘的角落》里朱朝阳靠一本日记脱罪。而在世界文坛，匈牙利女作家雅歌塔·克里斯多夫的“恶童三部曲”才是该类型的鼻祖。

日记体的小说《恶童日记》，有着明显的儿童视角：乡村的破败、战争的荒芜、人心的黑暗，都通过兄弟俩的眼睛逐步呈现。他们互相拷打，学习忍受，练习挨饿，接受陌生人的蹂躏摆布。

此外，还有肮脏吝啬，叫两个外孙“狗养的”外婆、胆小猥琐的虚伪神父、邋遢放荡的兔唇贫女。甚至同性恋军官让兄弟俩撒尿到自己身上，男孩们也不得不这样做。在儿童平淡的口吻中，道德观念匮乏的生存世界铺展开来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对“儿童作恶”的根源阐述为：“儿童在施恶时，不再像他们的双亲那样还忍痛抑苦，反而心情愉快。”正因为儿童们的社会化，使他们深知只有“恶”才是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外壳，社会家庭因素是儿童的“催恶剂”。

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的伊留莎，在面包里插大头针的“恶行”，是对自身及家庭所处弱势地位的一种反抗；《白痴》中饱受疾病折磨的伊波利特，临死前的心愿是作弄迫害他一辈子的那些人。

而在东亚，恶童文学的集大成者当属东野圭吾。比起展露无遗的雅歌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，他笔下的恶童多了一层隐蔽的寒意。家庭和校园的阴暗面，往往作为惨案的背后推手。

《红手指》中的中学生直巳，成长环境畸变。当直巳母亲说儿子初露猥亵幼女的端倪时，直巳父亲并没有及时制止，酿成了儿子掐死小女孩的悲剧；《彷徨之刃》中的敦也，被逐出家门后在独居公寓绑架杀害了无辜少女。

《白夜行》的女主唐泽雪穗，被母亲卖作童妓。而喜欢雪穗的桐原亮司，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强奸雪穗。亮司用剪刀杀死了父亲，此时两人都只有11岁。他们不仅是欺骗杀戮的施害者，也是被成人世界侵袭的受害者。

中国当代文学也不乏恶童的身影，莫言《透明的红萝卜》中的黑孩、余华《现实一种》中的皮皮、王朔《动物凶猛》中的马小军、李铁《王国》中的王宝明，都是童真土壤里开出的“恶之花”。

恶童的堕落，不能全赖在社会家庭上，它更接近于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“工具理性”。理性沦落为支配与操纵人的工具，追求利益和机械目的在某种层面不谋而合。原本荒诞无稽的行为逻辑，成为稀松平常的生活方式。

抑或，童年本就存在着一套隐形的权力结构和欲望机制，这套结构正是成人世界权欲的雏形与策源地。